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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劳务派遣】雾霾之上,穹顶之下,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时间:2015-3-1 浏览次数:2717
 

 “中国有很多人希望把这件事改善,在为此努力。简单地说,每个人都希望空气清新。什么是社会共识?再没有比这个更强烈的社会共识了。这是我的信心。”

 

 


柴静,著名传媒人,前央视主持人,记者。北京大学艺术硕士,曾长期制作污染治理报道如《山西:断臂治污》《事故的背后》《尘肺病人维权调查》等,获选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事。2014年初从央视辞职,2015年初推出空气污染深度调查《穹顶之下》。


 

 

大雾霾后得知怀孕:女儿健康就好

 

2013年1月份北京,一个月里头25天雾霾。



那个月里头,我还去了四个地方出差:陕西、河南、江西、浙江。回头看视频里的天空,当时的中国正被卷入一场覆盖了25个省市和6亿人的大雾霾,但有我的嗓子有意向,在西安那天晚上咳得睡不着觉,我就切了一只柠檬放在枕头边上。回到北京之后,我知道我怀孕了。

 

听到她的心跳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对她没有任何别的期望了——健康就好。但是,她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我还没有来得及抱她一下,她就被抱走的。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后来我辞职陪伴她、照顾她,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

 

以前我从来没有对污染感到过害怕,去哪我都没戴过口罩。现在有生命抱在你怀里,她呼吸、她吃、她喝,都要由你来负责,你才会感到害怕。那场雾霾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2013年底),它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偶然发生,也不可能很快过去了。


这是2014年整整一年的北京,只有空气和良的时候,我才能带她出门,但是这样的天能有多少呢?污染天数175天,这意味着一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我不得不把她像囚徒一样关在家里面。十年前那个环保局长对我说了一句话,“孝义是山西的缩影,山西是中国的缩影”。短短十年,我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为现实。

 

连续40天空气影像记录显示:

天津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97天,

沈阳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52天,

成都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25天,

兰州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12天,

石家庄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264天



有的时候早上醒来我会看到女儿站在阳台前面用手拍着玻璃,用这个方式告诉我她想出去。她总有一天会问我,妈妈,为什么你要把我关起来?外面到底是什么,它会伤害我吗?这一年当中我做的所的事情,就是为了回答将来她会问我的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雾霾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雾霾是什么呢?我有时候会把灯关掉,我想看一看,我知道PM2.5就存在这当中,它们是一些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所以它们才能折射大量的可见光,留给我们一个能见度很低的世界。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在中国每年因为大气污染过早死亡的人数是50万人。在这场跟人类的战争当中,我们最脆弱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父母,这些小孩大多才两个多月大,还没有出过门,但是已经得了肺炎,他们在接受雾化治疗。在2013年1月份,重雾霾期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有二十七个城市都出现了急诊人数的爆发性增长。

... ...

 

柴静不是为了个人得失而进退,而是为着全民公众利益深入调查登台讲演!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呼吸着共同的空气,我们一样可以从身边做起,力所能及的事情!


以下是人民网采访柴静内容:


人民网记者:你告别央视之后,为什么选了雾霾这么一个题材?

 

柴静:这不是一个计划中的作品,当时因为孩子生病,我辞职后打算用相当的一段时间陪伴她,照顾她,所以谢绝了一切工作邀请。照顾她过程中,对雾霾的感受变得越来越强烈,整个生活都被它影响了,加上全社会对空气污染问题也越来越关心,职业训练和母亲本能都让我觉得应该回答这些问题:雾霾是什么?从哪儿来?该怎么办?所以就做了这个调查。

 

人民网记者:你怎么想到公之于众的?

 

柴静:一开始没有想要公开,只是自己找资料,找专家问,想解开一些迷惑。我调取了十年来华北上空的卫星图片,可以看到空气污染早已存在。我就在北京生活,怎么没意识到?我找了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组长唐孝炎院士,她提供给我2004某个月的PM2.5数据曲线,相当于今天的严重污染,首都机场也关闭了,只是当天新闻报道是雾。可见当时整个社会对空气污染缺乏认识。

 

我深感作为传媒人的一员,也有责任,因为当时我在北京,但我浑然不觉。我做过不少污染报道,总觉得好象看到烟筒,看到厂矿才会有污染,所以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就无知无觉。

 

人都是从无知到有知,但既然认识到了,又是一个传媒人,就有责任向大家说清楚。不耸动,也不回避,就是尽量说明白。因为如果大家低估了治理的艰巨和复杂,容易急,产生无望的情绪。如果太轻慢,不当回事,听之任之,更不行。所以尽可能公开地去说明白,也许可以有很多人象我一样有改变,为治理大气污染做一点事。

 

人民网记者:这一年你都去了哪里?

 

柴静:我拜访了国内外多家研究大气污染的学术机构,去了一些污染严重的现场调研,调查了背后的执法困境。接触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能源所、工信部产业司、环保部等职能机构,也去了伦敦、洛杉矶这些曾经污染严重的城市,想找到一些空气污染治理的教训与经验。


人民网记者:发现了什么?

 

柴静:我想回答三个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以PM2.5之微小,人眼无法看到,这是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所以这次我携带仪器,做雾霾健康测试,作为志愿者参与人体实验,分析呼吸成份,拍摄肺部深处碳素沉淀的后果,想向大家解释“雾霾是什么”,性质、危害、构成。

 

通过科学家向我展示的源解析结果,可以回答“雾霾从哪儿来”。我国的空气污染60%以上来自煤和油的燃烧,雾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能源问题。中国煤炭消费量在2013年就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国家用煤量的总和。车的增速也是历史罕见。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得不同时面对数量和质量要求这两大挑战。通过调研,我发现我国燃煤和燃油大概存在“消耗量大”、“相对低质”、“前端缺少清洁”、“末端排放缺乏控制”四大问题。我也尝试揭示这几大问题背后的管理与执法困境。

 

“我们怎么办”是有路可寻的。从英美的治理经验可以看到,发生过“大烟雾事件”的伦敦当时的污染比当下中国更严重,但在治理污染的前20年,污染物下降了80%。发生过严重“光化学烟雾”事件的洛杉矶,车辆比上世纪七十年代增加了3倍,但排放低了75%。就象解振华主任所说,人类的教训和经验放在那里,证明污染可以解决,而且不必那么久,中国已经承诺2030年左右碳排放到峰值,碳排放与雾霾同源,有协同减排效应,这个峰值的倒逼,意味着未来只能向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方向去,不走唯GDP道路,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能源战略、产业结构都会随之改变,会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未来的创造者是抓住先机的人。

 

人民网记者:你以前也做过很多污染报道,并且被评为环保部2007年度“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这次与你以往报道有何不同?

 

柴静:这些年我做过的一些污染报道,但都是就事论事,停留在监督某些排污企业和地方政府GDP冲动上,我自己也停留在一种“要发展还是要环保?”的简单思维方式上。

 

这次拉开时空,对过去的问题再回访,再思考这些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产业现状,看到它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我感觉环保与经济发展并无冲突。大气污染并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恰恰需要更充分的市场化改革才能解决这一问题。环保不是负担,而是创新的来源,可以促进竞争,产生就业,拉动经济。国际治理污染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第一,政府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第二,政府不可或缺,必须通过制订政策,严格执法,来保证市场竞争的公正公平,优胜劣汰。这两点都与我国当前改革的方向一致。

 

人民网记者:那你觉得普通人应该怎么做?

 

柴静:我自己并不想鼓动号召他人必须做什么、应该怎么做,那有一种强迫性。小时候有一次,我把肥皂水倒在了树根上,我奶奶没说什么,只是拿小铲子把肥皂水铲起来,埋在了别处—人去做什么,是因为心底有爱惜。

 

我自己曾经对雾霾无知无觉,现在我对空气有我的爱惜,所以我去找适合我的方式,比如尽量不开车,比如参与公众参与立法研讨会,与扬尘的工地交涉,打环保举报电话12369,要求餐馆安装上法规要求安装的设备,要求加油站维修油气回收装置。我把这些也呈现出来,这些只是能做的一小部分事情。我相信,别人心底有自己的爱惜,有适合自己的实践。


人民网记者:是什么让你觉得大气污染治理有希望?

 

柴静:这一年我都是以个人身份去拜访他人,包括职能部门。没人拒绝提问,在回答时都毫无保留,直面问题。我觉得他们都希望能公开地讨论问题,因为问题呈现就是解决的希望,而且认识的深度决定解决问题的速度。

 

一年中我建立了十几个微信群,是与体制内外专家共建的,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毫无回报地提供支持,其中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处的处长李昆生给我印象很深。我跟朋友说过,这个人让我很惭愧,有时候我都觉得某件事做不下去,不太可能,他还在继续发表文章,不断往前推进。深夜有时会收到他的两三篇文章,文中的急切之情和为公之心对我是一个感染。即使他批评的人也很尊重他,因为这个人出自诚意。

 

去拜访石化行业的有关专家时,我说问题如果您觉得尖锐,请不要介意。他说没关系,你问的都是媒体和大众关心的,应该向大家公开,他也很坦诚。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在环保与经济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能公开讨论是前提,在这次我深切感受到了这点。

 

中国有很多人希望把这件事改善,在为此努力。简单地说,每个人都希望空气清新。什么是社会共识?再没有比这个更强烈的社会共识了。这是我的信心。

 

人民网记者:除了这次演讲,你还做了什么?

 

柴静:当前《大气防治法》正在修订,我将采访的资料和稿件都发给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希望能为法律修订带来一点参照。他们逐字看完,附上建议,返还给我,并打电话表示感谢,说会在修订时考虑相关问题。

 

我将稿件也发给了正在制订国家油气体制改革方案的小组成员,得到的反馈也让我很意外。他们提出的唯一意见是,如果篇幅不限,可以谈得更多。

 

我想立法者和政策制订者的态度是因为,改革在中国适逢其时,需要让大众更多地知情参与,更多地讨论,形成共识。公众是空气污染治理的核心力量之一,没人比普通人更清楚自己身边的污染源,也没人比我们更爱护自己的家园。

 

人民网记者:一个母亲这个身份切入,我是觉得特别亲切,但是你有顾虑吗?

 

柴静:我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说我有没有权力说到她?因为那是她的生命和她的生活,我必须要考虑说出来之后她将来可能会承受什么,这种压力最大。后来我先生说,你还是说吧,我最深刻地感觉到你在有孩子,尤其她生病后,才会对空气污染这件事有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说,这是你回避不了的一个基本动机。 他说,如果你回避了她生病,这种态度里面其实隐含着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生病本身是不好的,或者是羞耻的。不用太顾虑和紧张,要相信这个社会的基本善意。这句话对我有说服力。

 

人民网记者:我不仅是理解,而且能够强烈地带着情感感受到。

 

柴静:一个人没有当妈妈之前,这个世界只跟你有几十年的关系,到此为止,我对我的一生负责任就可以了。但确实有了她之后,你跟未来世界有了关联,有了责任。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驱动,我确实很难去用这么长时间做完这件事。

 

人民网记者:遇到最大困难是什么?

 

柴静:应该是自己认识的局限吧。大气污染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刚做的时候,有人说这个问题跨领域太多,不容易弄清楚。我深深感觉到了这点,担心如果说得不准确,对现实会有妨害,找了很多专家审校,但也无法保证精准,只能尽力而为。错了的地方,修正就好。不足的地方,会有更多人做得更好。

 

人民网记者:这次的拍摄费用大概多少?是谁投资的?

 

柴静:差不多一百万吧,因为有国内外的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费用。钱是我自己投的,国内一些基金会联系过我,愿意资助,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做成什么样子,又要照顾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就没接受,非常感谢他们。我两年前出过书,用稿费负担的。



一鸣人才感谢为环境改变做出努力的人们

 

柴静: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孕育,正在出生,这些河流,天空、大地是应该属于他们的,我们没有权利只知消费不知可知,我们有责任向他们证明一个被能源照亮的世界,同时可以是洁净和美好的。在雾霾严重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保护好你自己,和你爱的人。

 

文中资料选自:益美传媒、腾讯网、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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